陈晓平：张之洞对三任法国驻粤领事的强硬外交

　　张之洞任两广总督仅5年半，却连续赶走3个法国驻粤领事，在晚清外交史上甚为罕见。张之洞的强硬外交风格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初露端倪，到两广总督时期发展成熟。探花出身、历任学官、以“清流”健将名闻天下，张之洞有意别树一帜，塑造不同于恭亲王奕訢、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外交风格。

　　中俄伊犁交涉与抗法策略

　　政坛名人各有其“门面”，现时的说法叫做“人设”。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以保皇为“门面”，装出光绪帝忠臣的模样，借此向华侨筹款，其实他们师徒早就把大清国叫做“大浊国”，打的算盘是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。与李鸿章相比，张之洞是洋务的后起者，他精心打造了一套强硬外交风格，塑造“鹰派”形象，以此与总理衙门、李鸿章息事宁人的外交风格相区别。张之洞利用“强硬”姿态，争取王公大臣、士绅、百姓的支持，另树一帜。

　　1879年，俄罗斯答应归还侵占的新疆伊犁，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使俄，签订了损害中国利益的《里瓦几亚条约》。条约规定，沙俄将伊犁九城一带交还中国，但其北面、西面和南面的领土都送给俄国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；条约的通商、设领等条款也对中国有害。消息传来，群臣大哗，朝廷乃命廷臣集议，各抒所见。

　　张之洞呈递多份奏折痛驳条约，纵横排比，气势如虹。他指出：条约规定的陆路通商，从嘉峪关、西安、汉中直达汉口，要害尽为所据；东三省为国家根本，按崇厚签订的条约，则俄人可在东北各处乘船自由游行，国门洞开；伊犁、塔尔巴哈台、科布多、乌里雅苏台、喀什噶尔、乌鲁木齐、古城、吐鲁番、哈密、嘉峪关设领事，则西域全疆尽归其控制。张之洞列述种种理由，结论是“必改此议”，否则“不可为国”。张之洞词锋甚健，风头一时无两，甚得慈禧赏识。

　　1882-1883两年，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，受英国幕僚麦士尼的影响，密切关注法国侵略越南问题，先后多次上奏，为朝廷筹划应对之方，坚决主战。这一系列奏折取得显著效果，次年初夏即擢升两广总督。

　　在此之前，张之洞参与外交主要是书面上奏，也曾受命与总理衙门大臣作内部讨论，但没有与西方驻华外交官打交道的经历。1884年初夏出任两广总督后，张之洞以强硬取态，连续驱逐3个法国驻广州领事，在晚清外交史上甚不寻常。

　　师克勤（Fernand Georges Francis Scherzer）

　　张之洞抵穗时，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不久，之前的战事都在越南境内、中越边境展开，此之谓“西线”。1884年8月5日，法军袭击台湾基隆，开辟了“东线”战场，妄图“踞地索偿”。8月23日，法国舰队发动对福建水师、马尾船厂的突然袭击，一个小时之内有11艘中国大小舰艇被击沉，船厂大半被毁，中方死伤惨重。是役被称为“马江之战”或者“马尾海战”。法国侵略者将战火引到中国大陆，清政府被迫宣战。

　　法国驻穗领事师克勤（Fernand Georges Francis Scherzer），曾在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当翻译，约1879年起署广州领事。“马江之战”爆发后，师克勤气定神闲地坐镇领事馆内，没有撤离的意思。法国驻广州领事馆原是广东布政司衙门。该衙门“适居粤城之正中”，是2000多年来广州城的绝对权力中心，南越国王宫、南汉国王宫都设在此处，隋唐以来先后为广州刺史署、岭南道署、节度使司、大都督府、都元帅府，明清为承宣布政使司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61年，法国强租布政司衙门为领事馆。法国人使出一招“黑虎掏心”，目的是对清廷进行羞辱。与此同时，法国又强租位于新城的两广总督署遗址，自1863年开始兴建圣心大教堂，至1888年全部完成，为全国最大的石结构天主教堂建筑，俗称“石室”。这座教堂从兴工开始，就不断发生教民与本地居民的冲突。

　　张之洞认为师克勤“盘踞省城，殊无行意”，担心“奸细公行，内外通连”，在1884年8月24日发出逐客令，“责该国于鸡笼、马尾两次先开兵端，令其率同法国商民教士即行出境。该领事包藏祸心，不愿令教士离粤。”在张之洞连续催迫之下，师克勤于8月28日撤离，“所有在城居住之法领事及商民人等，均已束装就道，纷纷启行矣。”师克勤本人暂住香港观察形势。领事与随员全面撤退后，驻广州领事馆空无一人，大门紧闭。有一天，盗贼破门而入，正在纷乱之际，刚好有官兵来到，捉了7个盗贼，解交番禺县讯办。

　　1885年春，在张之洞、彭玉麟出色的组织协调下，中方在西线战场接连取得镇南关大捷、谅山大捷，法国内阁因此垮台。经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调停，双方于1885年4月4日签订了《中法停战条款》，6月9日正式签署和约。7月7日，总理衙门给张之洞发来电报：“法使已到京会晤，据称彼国领事及商人、教士等拟即赴粤，希饬地方官于法人到时照常接待、保护，以敦和好。” 

　　和约签订后不久，法国公使回到北京，通知总理衙门，师克勤以及法国商人、传教士准备回粤，请转告地方官加以接待、保护。7月9日，法国公使巴特讷向总理衙门发出正式照会：“本大臣以我法国驻箚广州等处领事官毋庸再缓其回任为妥，所以本大臣拟饬该领事官师克勤仍回广省视事，并请贵郡王转饬两广大吏，日后凡有该处与本国交涉事件，均应会同师领事官照常商办。” 巴特讷照会写到这里还算正常，接下来话锋一转，就开始惹麻烦了。

　　照会后半段，提到战争期间，两广统兵大员发过几个告示，动员人民参加抗法，造成民间对法国的恶感，在领事回粤之前，请统兵大员再次出示，声明两国眼下业已和好，民间不得再“扰害”法国在粤人员。写到这里，也还算是中规中矩。谁知最后一句，却变成引发冲突的导火线：“两广总督等如此出示，若能于师领事到省后预将所拟告示稿本交阅商订，最为妥妙，总期此示文字句敦益于邦交可也。”

　　谅山大捷后，朝廷阻止前线部队乘胜追击，听信英国人赫德意见与法国闪电式议和，张之洞对此十分恼火，曾连篇累牍发电报表示反对，最后在朝廷的高压下不得不遵命停战。这一份委屈，正无处发泄。巴特讷照会最后一句话，让他找到发泄的机会。两广总督对自己治下的军警、百姓出具告示，如何书写完全是中方的事，法方竟要求把告示稿先给师克勤过目修改，这是何等侮辱？总理衙门也已顶了回去：“至告示如何措词，系中国地方官之责，自能斟酌妥善，无须与师领事商定也。”尽管如此，张之洞还是决定对师克勤进行报复。

　　7月27日，张之洞让税务司英人贺璧理通知师克勤，答应按条约加以保护，但要求法领事和传教士必须“逢十”那一天到粤，故意增加附加条件，让师克勤为难。惊魂未定之际，师克勤没有带传教士，8月1日独自一人从香港来到广州。他写信给总督、巡抚等高官约见，左等右等，粤省官场上下都不予理睬。

　　8月13日师克勤照会张之洞，抱怨“贵部堂及抚部院均不肯相见”。他火气一上来，写照会也不冷静，先给张之洞扣一顶违旨的帽子：“去岁逼令本领事等离粤，皆出地方官之意，核与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日之上谕相反。”

　　光绪十年七月初六日（8月15日）上谕是怎么回事？中法决裂之际，法国外交官准备全盘撤走，按照国际法，法国可以指定某个友好国家代为保护留华法国人，但这个需要清廷加以承认。法俄关系特殊，法国提出请俄国代为保护，引起光绪帝本生父醇亲王奕譞的高度警惕。当时，法国驻上海领事李梅提出，开战之后，居住中国境内的法国人恐怕不受保护，建议全行撤走。但是，法国公使谢满禄，却在临行时发照会给总理衙门，声称已得俄国驻华公使同意，由俄国代为照料在华法人。

　　奕譞感到这是个大阴谋，上奏称：“窃思俄人包藏祸心，每当中国有事之时，从中取利，前事可鉴。”若法国人继续留在国内，俄国人将以保护国为名，借机煽动闹事并从中取利。当时，除通商口岸外，还有不少法国传教士住在云南、贵州等交通不便的地方，一时之间无法尽撤。为杜绝俄国人插手起见，奕譞认为，不如由朝廷下旨：“凡法国官商教民，有愿留内地，安分守业者，中国地方官悉为保护。”光绪帝接到奏折，把父王的原话写进谕旨。这是七月初六日上谕的背景，意思是离口岸太远、交通不便地区，迫不得已走不了的法国人，由中国政府加以保护，但不是指广州这种口岸城市外交官。张之洞感到师克勤留在广州是个隐患，可能会向法方提供军事情报，加以驱逐出境是完全合适的。

　　师克勤不仅扣帽子，还在照会里面把广东官府在战争期间查封教堂、传教士住所叫做“霸占”，又说“想贵部堂明知本领事所求非独公道，且亦分所应为”。这些词句彻底激怒了张之洞。他对此不予理睬，只是公事公办，按照总理衙门的咨文，把教堂、传教士房屋解封，把告示稿件发给总理衙门备案，拒不会见师克勤。

　　9月3日，在拖了20天以后，张之洞给师克勤回了一份照会，狠狠地教训了对方一顿。

　　开头，按照外交礼节，张之洞还有些客气，说本部堂前一段身体抱恙，不方便见客。话锋一转，他开始指责对方来文“语多越理负气，且有称呼失当之处”。他说，从去年农历七月份开始，中法已成敌国，但广东当局仍保护贵国传教士使之行动自由，封存贵国教堂以便稽查照应，那么，即使是处在敌对状态，我们仍以友邦之礼对待。阁下的照会竟然把保护叫做“驱逐”，把封存叫做“霸占”，难道还想追溯战争时期的责任？贵国首开兵端，兵连祸结，荼毒人民，当时即使驱逐传教士，没收产业，也不过分，何况实际上只是保护、封存？自议和成定局后，本省已将封存产业解封，也下令对回粤传教士实行保护，并不需要等到贵领事提出后才施行。贵领事既然希望我们归还教堂、安置教民，应当和平商办，怎么能用“霸占”“驱逐”这些无礼之词呢？

　　师克勤照会里面还有一句“吾所求祗愿秉公与合理之事而已”，张之洞得理不饶人，抓住这个“吾”字大做文章，指出两国官员之间交往，必须保持一定的谦敬，应该自称“领事”才对，用一个“吾”字，未免倨傲太甚。张之洞这个指责有些吹毛求疵，师克勤毕竟是外国人，他在中国从事外交虽有一定年份，但在用汉字书写外交文书时，有些用法微误，未必是有意犯错；若双方关系融洽，这不算什么大问题，只需私底下告知下次改正即可。张之洞刻意把字词用法上升到外交礼节问题，在照会里面正式提出，有些小题大作。

　　师克勤坐不住了，向驻京公使巴特讷诉苦。9月19日，巴特讷照会总理衙门，指责张之洞对师克勤“有所失礼”，不肯接见领事官，并对师克勤照会里面的“驱逐”“霸占”字样作强辩。师克勤的真正意图，是希望查清战争期间教会产业受损失的情况，隐含着准备向中方索赔的后招。张之洞借照会文字瑕疵发难并不予接见，预防性地拒绝法方可能提出的赔偿要求。另外，张之洞怀疑师克勤曾建议法国舰队进攻广东，其实法国驻广州领事并不能影响到法军在远东的部署，但张之洞既然对师克勤有成见，也就把一切坏事都归咎于对方。

　　9月23日，总理衙门答复法国公使，指出师克勤照会“实有措词失当之处，无怪粤督之不以为然也”，认为“开战以后，彼此商民有无损伤，事后皆难追论。粤督以师领事之言不近情理，恐见面争论转伤睦谊，是以暂缓会晤”。总理衙门要求公使约束师克勤，“以后诸事和衷相商，不可固执己见，粤督自必以礼相待也。” 

　　此时，主持总理衙门的庆郡王奕劻在法国公使与张之洞夹攻下左右为难。9月9日，广西勘界事务大臣邓承修出京前获帝后召见，奕劻在朝房赶来相见，因张之洞拒见师克勤，屡受法国公使催迫，嘱咐邓承修到广州时，“祈婉劝香涛，不可过执。”这个时候，奕劻管理总理衙门为时不久，还没有晋封亲王，比较小心翼翼，不敢强压张之洞，只是让邓承修见面时“婉劝”。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既立下大功，深得皇帝本生父醇亲王赏识，连奕劻的指示也抗拒不遵。一直到10月27日，法方考虑到双方关系紧张无法相处，派师克勤去中越边境参加勘界，离开广州。也就是说，法国驻广州领事师克勤这次回广州，一直未能见到张之洞，可谓面子尽失。

　　法兰亭（J.H. Frandin）

　　师克勤在广州被张之洞羞辱，灰溜溜地离开广州前往中越边境参加勘界，接替他当驻广州领事的是法兰亭（J.H. Frandin）。

　　法兰亭早年曾是驻英公使郭嵩焘随员、曾纪泽翻译，后任法国驻天津领事馆翻译、领事，1882年调驻京公使馆总翻译，1884年转任驻天津领事。

　　法兰亭到任后，张之洞依然不予理睬。总理衙门于1885年12月28日发电报给张之洞，重申“法领事应接见”。转眼到了1886年1月1日，张之洞向总署汇报：师克勤在中越边界生病，法兰亭发来照会，法国当局命他去中越边界接替师克勤，请两广总督发给前往广东、广西、云南等省执照，三天之内动身。张之洞认为这是法国人的阴谋，因为广西龙州不让法国使节入关，法国人就想暗度陈仓，让法兰亭从内地前往广西，以便窥探中方虚实。为此，张之洞发电报给总理衙门：法国人参与勘界，只能从越南那边抵达，不能从中国内地行走，故此，不同意给法兰亭发执照。法兰亭已先期到香港待机而动，因张之洞不发给执照，几天后又被迫折回广州。 

　　法兰亭回穗后消停了一阵子，几个月后又开始发难。4月27日，张之洞在奏片中说，师克勤回粤时，就教堂损失问题向中方索赔，被我和总理衙门驳斥未果。不久前，法兰亭又重提这个问题，说光绪十年、十一年两国战争期间，广东境内传教士、教民损失共达38万多元，“因地方官未能实力保护，开列失单三十三张，请委员会同办结。”

　　法兰亭照会等于是指责张之洞没有保护好教士、教民，使张之洞大受刺激，直斥“该领事所请谬妄已极”。他认为，无论如何，教士、教民在战争期间有所损失，其数甚微；即使真的损失甚多，也没有向中国政府索偿的道理。他立即回复：开战之后、议和之前发生的事“无可议办”。

　　5月11日，张之洞在复照中表演了他的雄辩术，认为在粤法国人“仰赖我皇上无外深仁，粤中文武各官奉宣德意，粤民遵旨守法”，才得以瓦全。如今，上不知感激圣恩，下不知感谢粤民，竟然还敢索要赔偿，实属无理。若要纠缠前事，那么，自开战以来，中国各路兵费支出，以及因战争而短收的各项税厘，为数甚巨。然而，这是国家收支，朝廷不肯跟贵国计较。单就商民损失来说，福建、台湾、浙江等地商民受战争影响损失巨大。然而，这还是外省，可姑置不论。单就广东而言，法军掳劫“广海”渡船，封锁北海口岸，广州、潮州、廉州、海南道路梗阻，百货停销，总计广东各口岸“商工船渔，共亏折银三百八十万两，须先将此项查办归结，再为查办教堂零星什物”。

　　张之洞拿出广东商民被战争影响损失三百八十万两的数字，目的是压倒法兰亭提示的三十八万。他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：广东省筹办海防正急需经费，现在准备筹款四百万两购买船炮，还没有着落。贵领事官若注重友谊，替广东省操办，我们将十分高兴。这种答词“杠精”味道极浓，不是正经外交语言。

　　张之洞又发电给李鸿章，请他向法国驻京公使戈可当投诉。这一招很快见效，李鸿章回电说，公使拟将法兰亭调往福建，派白藻泰来广州。李鸿章又担保说：白藻泰“谨慎和平，必无此事恶习”。

　　几天后，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报告，提出：换白藻泰可以，但必须保证到粤以后，不再提赔偿教堂损失之事。如果法国公使同意这个条件，那么，白藻泰到粤以后立即加以接见；如果公使不肯，白藻泰到粤，“断不与款接也。”张之洞这个设定先决条件的看法，遭到总理衙门驳斥。总署回复说：“目下白藻泰赴粤，若必先与说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见，转若示之以怯，恐彼更多借口，不如坦然相见，最为得体。倘彼再申前说，仍可严驳。”

　　总理衙门的批评是有道理的。按照国际公法以及历年签署的条约，督抚有义务接见外国领事；张之洞一定要议定不提赔偿才可接见，反而显得自己心虚胆怯；作为督抚，应该坦然相见，一旦对方老调重弹，严加驳斥就是了。张之洞在这个环节上显得有些小气。他对接见领事颇不耐烦，特别是一些喜欢挑战清廷官员的领事。张之洞内心并不喜欢与外国使节打交道，只是在总督这个位置上不得不虚与委蛇。这种心态，与李鸿章喜欢会见外国使节有着极大区别。对张之洞来说，接见外国使节是一种苦差；对李鸿章来说，接见外国使节可能是一种“享受”。

　　白藻泰（Comte G. de Bezaure）

　　白藻泰到粤后，张之洞依然没有予以接见。

　　5月31日，张之洞向朝廷呈递奏片，提出让两广盐运使兼办洋务，以减轻总督的负担。广东是最早办理洋务的省份，在鸦片战争以前，官府指定十三行总商与外商、领事打交道，官员不见领事、洋行大班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形势一变，外国领事在广州不可一世，督抚虽说地位尊崇，也被迫要经常接见领事。其他一些省份，会安排道台一级的官员专门处理外事，如天津海关道，但广东一直没有设立这么一个专办外事的官员，让督抚疲于奔命。张之洞提出让两广盐运使兼办洋务，出于减轻本人负担的目的，此举受到出使美国大臣张荫桓的启发。光绪十一年十二月，张荫桓赴美之前，曾到广州拜访张之洞，他说：法兰亭曾跟他本人说，遇到交涉时，若总督没有时间接见，也可以指定一个下属官员商办。盐运司品级从三品，比正四品的道台还要高一级。

　　张之洞对督抚必须接见外国领事的规定感到愤愤不平。他认为，领事地位不高，来华外国领事地位处于官商之间，不少国家任命在华贸易商人当领事。只是，两次鸦片战争以来，广东首当其冲，形成对外交涉中过分迁就的习惯，外国领事也越来越放肆，每隔几天就会要求面见督抚，经常拿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来打扰，不胜其烦。历任督抚为免生事，加以隐忍，导致洋领事更加横暴。

　　张之洞自称，他对外国领事的非分之举，总是加以裁扼，故而近来有所收敛，比如英国领事会直接去厘务局办事，或者直接跟洋务委员商谈，不一定每次都直接找总督。他总结说：“大抵臣体察在粤洋人，徇之则骄，折之则谨，逞刁蒙混，得步进步。” 这种说法，有着强烈的张之洞个人色彩。对外交涉，强弱有差异，但表面上仍需以国际法为依据，其次讲的是理，洋人非分之求固然应坚决拒绝，合理的要求则不能简单粗暴对待。张之洞拒绝接见领事，虽有合理的一面，也暴露了他对会见洋人有些胆怯，因为当面会谈，说错一句话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。

　　作为对外交涉的“中央军”，总理衙门大臣跟张之洞的观念有着较大差异，他们注重的是遵守条约，督抚要按规定接见领事。9月28日，总理衙门大臣忍无可忍，上奏给光绪帝，让皇帝来批评张之洞：“据总理衙门奏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一折。前经两次谕令张之洞与法领事相见，何以该督胶执己见，并不遵办。疆臣接见领事，本系载在条约，如有非理要求，正可当面驳辩；倘坚拒不见，致该使哓渎有辞，非特有伤国体，必致别生枝节。着张之洞凛遵谕旨，即行接见，仍将遵办情形迅即电闻。”

　　新领事白藻泰到广州以后，张之洞仍不予接见。法国公使有些愤怒，致函总理衙门：“本国驻粤领事，初系师克勤，嗣调法兰亭，现调白藻泰，历经照请，谆嘱粤督以礼接见。嗣准复称，业已行知粤督，乃粤督依然不见，实所不料。日前复经照会，并派汉文正使至贵衙门面谈此事，务令粤督即时接见。兹接照复，似乎仍无妥善之法。粤督如此固执，有伤我国体制。在我国亦不能听其永远如此，应请速筹妥善办法。”

　　收到总署的批评电报，张之洞反应迅速，第二天马上回电：本来是准备会见白藻泰的，只是当白氏抵达广州的时候，本人正生病，患肝气，怕风，不能见客。当时已经答复他，乐于见面，但刻下正在病中，已向朝廷请假调理；如果能不提战争期间的事（也即索赔问题），只是恢复联系，不因争辩伤了和气，鄙人愿意抱病相见，今天就可以约定见面日期，期待答复。虽然当时确实有些小病，但这么做的目的，是“先折其气”，原意是等他再来求见，然后转变态度同意会晤；没想到该领事此后再也不提见面之事，也没有复函。对方既然不再提及，自然不便主动约见。当初李鸿章说，白藻泰没有前任领事法兰亭的恶习，我心里打的主意是，若对方同意不提交战期间的损失赔偿，双方可以避免难堪的辩论，并不是有意拒绝接见。没想到的是，对方从此不再约见，也没有来信提及此事。现接到皇上谕旨，自然不敢怠慢，是不是请总署告知法国公使，领事来约一定接见。

　　所谓“先折其气”，是春秋战国时代常用的外交策略，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智慧，用在近代外交领域效果未必理想。白藻泰受到张之洞冷遇，他也无所谓，绝不再作第二次求见，那么张之洞“折其气”的目的并没有达到；白藻泰选择的是向公使告状，用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，反过来让张之洞乖乖就范。这一轮角力，张之洞没有赢。

　　总理衙门总是扮演一个息事宁人的角色。收到张之洞覆电，他们立即知会法国公使，让他通知白藻泰来函约定会晤日期。10月3日，张之洞在法国公使、总理衙门压力之下接见了白藻泰。在整个博弈过程中，张之洞并没有考虑到，中国官员拒见法国使节，那么中国驻法使节同样会受到伤害。日常外交是一种互相给面子的活动。中国督抚可以不给法国领事面子，法国官员也可以不给清廷驻法使节面子。

　　接下来，双方似乎相安无事，到1887年初，又发生白藻泰殴打守卫领事馆清兵一事，双方函电交驰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缠斗甚久，只是增加了相互恶感。

　　于雅乐(C.C. Imbault-Huart)

　　发生殴打清方弁兵一事后，张之洞在总理衙门重压之下，被迫维持原有体制，继续派抚标士兵守卫法国领事馆，但与白藻泰的关系已经闹僵。法国公使考虑到两人难以共事，不得不用于雅乐代理广州领事，把白藻泰调走。

　　“和平文雅”的于雅乐来到广州，让张之洞舒了一口气，不用再受“三大恶人”的气。舒心日子没过多久，1888年12月16日，于雅乐突然来信告知，法国政府调他出任广西龙州领事，派白藻泰回任广州。张之洞连忙打电报给李鸿章：于雅乐“和平文雅，遇事可与商酌，相处甚好，半年来诸事安帖”，而白藻泰“浮躁横悍，性好生事，曾经殴辱弁兵，万难与之共事，必多枝节”。请李鸿章设法与法国公使商量，调走白藻泰，留下于雅乐，对双方都有好处。此事阁下如能扭转乾坤，感激何似，是否也请阁下委婉禀告总署？

　　据于雅乐告知，白藻泰将于1889年1月2日抵穗。张之洞听到此消息很不舒服，他在1889年1月1日打电报给李鸿章，说阁下跟法国公使李梅很熟，请直接与该公使商量，调走白藻泰，留下于雅乐。总理衙门或许不便明言，“非公不能挽回”。两天后，李鸿章回电：已请驻津领事林椿转告李梅，李梅的答复是，领事的调动由外交部决定，已将尊意电告外交部，尚未答复；林椿说，白藻泰系实授领事，于雅乐只是署理（代理），资格也浅，按惯例白藻泰回粤，于雅乐必须交卸，看起来似乎难以挽留。道理好像是这个道理，但法国外交部也知悉白藻泰跟尊驾不对劲，或者仍有机会。

　　又过了两天，张之洞复电李鸿章：据于雅乐告知，白藻泰抵香港，昨天接到电报让他在港等待下一步指示，看起来法国外交部似乎有意让于雅乐留在广州，请让林椿联系李梅，竭力促成此事。

　　一时间，巴黎、北京、天津、香港、广州之间函电交驰，经过一轮紧张磋商，1月10日传来好消息，法国外交部决定让于雅乐留驻广州，调白藻泰为驻香港领事。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。张之洞一直坚守立场，李鸿章也积极配合，在这个阶段，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维持着一种比较融洽的关系。法国外交部、驻京公使估计是掂量过：两广总督兼管二省，几年前指挥粤军在越南战场打过胜仗，深得朝廷信任，没有出现重大差错，朝廷不会轻易加以更换；领事职衔较低，对调以后，对邦交有好处，就算面子上不太好看，还是接受了张之洞的要求。

　　张之洞以强硬手段连续赶走3个法国领事，在晚清外交史非常罕见，这跟他一贯以来在外交领域坚持强硬立场有直接的关系。不过笔者也有一个猜测：张之洞在对法外交敢于如此表现，他跟皇帝本生父醇亲王奕譞的特殊关系不可忽略。在中法战争问题上，奕譞跟他哥哥奕訢不同，主战态度坚决，与张之洞的立场一致。1884年春甲申易枢后，奕譞隐执政柄，遇大事军机处要听取他的意见，他在这个时期致荣禄的几封信中称对法国开仗“为二十余年中国第一次振作”，流露出对法国侵略的强烈愤慨，也暗贬他哥哥奕訢过去办理外交作风偏软。奕譞对张之洞赏识有加，也使总理衙门特事特办，尽量照顾到张之洞的情绪。外交经常跟内政交织在一起，因人成事。单纯就外交论外交，未免简单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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